最近，有位朋友给我转发了一篇文章。文章写得有点夸张，说民营企业家苦心经营优配良品，解决民生根本，甚至以生命为代价；而国企老总们是国家蛀虫，他们为民营企业家提鞋都不配。
文章抛出一个奇谈怪论：民企是国家的，国企反而是个人的。为了支持这个论调，文章对民企的“国家属性”与国企的“个人属性”分别进行了论证。
文章说，民企要交各种税负，还有社保，等于把近一半的利润收入给了国家；民企创造了60%的GDP，解决了80%的城镇就业，还要配合国家产业政策调整，比如光伏、教培行业“说没就没”了。这些都是“国家属性”的体现。
文章特别提到，当民企亏钱时，老板得自己扛，房子车子都可能赔进去；如果企业资金链断裂，他们要抵押自己的房产，在订单消失后要亲自跑遍全国，在厂房被拆后还要为老员工“点灯”。所以说，民营企业家是社会的脊梁。
于是，文章得出结论：民企表面上是私人所有，但民企如果赚了钱，就是国家的，因为民企也具有国家属性；如果亏了钱，那就是老板自己的。
文章认为，国企的情况正好相反，表面上是国家的，国企老总利用政策性资源、低息贷款，赚了钱自己拿高薪，甚至还搞员工持股，把国企变成个人的；但如果国企亏损了，就是亏国家的，个人不用承担经营责任，甚至还可以换个地方继续当官。所以说，国企赚了钱是自己的，失败了是国家的，国企也具有“个人属性”。
这篇文章的观点有点反常识，但也不完全是胡说八道，毕竟有数据，有论证，而且结合了当前的一些新情况、新问题。这篇文章讨论的核心，其实是企业的公共属性或者社会责任问题。
但老吴认为优配良品，这篇文章有一个致命的缺陷，就是拿民企老板与国企老总进行比较，缺乏可比性。
第一，国企的老总们不是企业的股东，而是经理人。近年来很小一部分国企搞了中长期激励试点。国企老总们可能持有一些股份，但单个人原则上不超过1%。因此总体上看，国企老总是打工的；民企老板则是地地道道企业所有者、股东。所以不能拿老板与打工人相比，只能拿国企老总与民企的职业经理人相比，才有可比性。
民企老板为什么愿意为公司拼死拼活，因为净利润是归他们所有的，这是最原始的动力。但是国企的利润不归国企老总，他们只是拿工资奖金，而且控制权也不归他们，所以也不可能让他们承担经营风险。
文章要求国企老总缴纳所谓的“风险保证金”，很不现实。民企的职业经理人也不愿意缴纳。何况，当前改革要求国企老总年薪的60%以上必须是浮动的，与考核挂钩。这本身就在承担一定的经营风险。
第二，拿规模大的企业与小企业进行比较，没有意义。文章提到的民营企业家基本上是小企业。现实之中，只有小企业的股东，才会像文章中说的那样亲自去跑单、讨债和拿自己家房产抵押。
值得注意的是，在这个发展阶段的小企业，它们对税收、就业的贡献，自然也不是很大，企业的社会属性还不强；当一个民企发展到一定的规模，社会属性也会越来越强，变得和大国企一样。
比如，大型民企、外企的资金也是银行的、股民的，亏损的时候也是亏别人的钱；另外大企业里同样存在官僚主义、形式主义等低效率行为，职业经理人的道德风险也会凸显出来。
因此，文章提到国企所谓的“个人属性”，其实是“大企业病”，是委托代理关系出了问题，和企业的所有制性质无关，而是和企业的规模有关。
当然，老吴也没有必要替国企老总说话。实事求是地说优配良品，国企里面 “靠企吃企” 、损公肥私、混吃等死的人比比皆是。这是如何进一步深化国企改革、完善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过程中需要解决的问题。
当前国企一直在实施三项制度改革，全面推广末等调整不胜任退出机制。尽管改革还任重道远。如何激励与约束经理人是世界性难题。国企面临这个难题，大型民企、外企也是。民企同样存在蛀虫，每年移送司法的民企高管不在少数。
另外，当前社会上对国企的公共属性还存在一些误解，总认为国企名义上全民所有，实际上与老百姓没有任何关系。
当前国企的公共属性，主要体现为经济属性、政治属性与社会属性的有机统一。
在经济属性方面，国有资产也要保值增值。但是，国企赚取的利润，并不是分给国企老总和员工，也不是完全留在企业里面，而是按净利润的一定比例上缴国家。
根据不同的企业类型，国企上缴比例分别为25%，20%，15%，10%，0%五个档次。这个比例今后还可能会提高。这些红利最终进入公共预算账户，用于教育、民生等领域，惠及全民。此外，国企要将10%的股权上缴社保基金，以解决老百姓的养老金问题。民企当然没有这些义务。相比之下，这是国企公共属性最直接的体现。
根据财政部的预算报告，2024年全国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6782.88亿元，主要根据国有企业上年实现净利润的一定比例收取。另据国资委统计，仅国资委监管的央企，2012—2024年累计向社保基金划转国有资本1.2万亿元。
当然，我个人希望今后可以实现国企给全民分红，让人民群众更有获得感，就像给3岁以下婴幼儿每年3600元的育儿补贴一样，这种方式效果更好。
第二，除了经济效益，国企还要兼顾功能价值。比如，当前国企的新使命新任务是发挥科技创新、产业控制和安全支撑三个作用。
在科技创新方面，虽然华为、BAT等民企的研发能力也很强，但是，整体而言，国企比民企的资金实力更雄厚一些，所以近年来国企持续增加研发投入强度，努力解决“卡脖子”关键核心技术。
此外，民企在场景应用、发掘市场需求等方面更具优势，比如腾讯把微信做起来了，这方面比国企强。但是，微信的运行离不开技术底座，离不开信号稳定、覆盖面广、价格低廉的通讯网络，而这些技术底座是国企提供的。
在产业控制方面，不是说国企要自己控制产业链，不让民企去干，而是要在打造现代产业体系进程中充当“链长”，起到示范引领作用，带动民企、中小企业共同发展，保障产业链供应链稳定。
在安全支撑方面，国企保障煤电油气等基础能源供给和电网、通信、航空等基础网络运营，助力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，应对疫情、地震、台风、洪灾等重大自然灾害，等等。
应该说，国企的公益属性、正外部性体现在方方面面，比如国企通过增持回购等措施，维护股市稳定，也是履行政治责任与社会责任的体现。甚至各行各业的国企聚焦战略安全、产业引领、国计民生、公共服务等核心功能，坚守主责主业，不去赚快钱，不与民争利，都体现了公共属性的要求。
总之，我们不能简单地把国企与民企对立起来。国企当中有好的、也有差的，民企也有好有坏。国企民企都有存在的价值，应该在各自的优势领域发挥作用。
历史上，我们曾经一段时间大力发展国有企业，另一段时间又优先扶持民营企业发展。但时至今日，我们市场经济已经基本成熟优配良品，不能再厚此薄彼，各种性质的市场主体应该平等竞争、优胜劣汰，共同发展。国家应该实行竞争中性原则，为他们创造公平竞争的营商环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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