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最近,有位朋友给我转发了一篇文章。文章写得有点夸张,说民营企业家苦心经营优配良品,解决民生根本,甚至以生命为代价;而国企老总们是国家蛀虫,他们为民营企业家提鞋都不配。
文章抛出一个奇谈怪论:民企是国家的,国企反而是个人的。为了支持这个论调,文章对民企的“国家属性”与国企的“个人属性”分别进行了论证。
文章说,民企要交各种税负,还有社保,等于把近一半的利润收入给了国家;民企创造了60%的GDP,解决了80%的城镇就业,还要配合国家产业政策调整,比如光伏、教培行业“说没就没”了。这些都是“国家属性”的体现。
文章特别提到,当民企亏钱时,老板得自己扛,房子车子都可能赔进去;如果企业资金链断裂,他们要抵押自己的房产,在订单消失后要亲自跑遍全国,在厂房被拆后还要为老员工“点灯”。所以说,民营企业家是社会的脊梁。
于是,文章得出结论:民企表面上是私人所有,但民企如果赚了钱,就是国家的,因为民企也具有国家属性;如果亏了钱,那就是老板自己的。
文章认为,国企的情况正好相反,表面上是国家的,国企老总利用政策性资源、低息贷款,赚了钱自己拿高薪,甚至还搞员工持股,把国企变成个人的;但如果国企亏损了,就是亏国家的,个人不用承担经营责任,甚至还可以换个地方继续当官。所以说,国企赚了钱是自己的,失败了是国家的,国企也具有“个人属性”。

这篇文章的观点有点反常识,但也不完全是胡说八道,毕竟有数据,有论证,而且结合了当前的一些新情况、新问题。这篇文章讨论的核心,其实是企业的公共属性或者社会责任问题。
但老吴认为优配良品,这篇文章有一个致命的缺陷,就是拿民企老板与国企老总进行比较,缺乏可比性。
第一,国企的老总们不是企业的股东,而是经理人。近年来很小一部分国企搞了中长期激励试点。国企老总们可能持有一些股份,但单个人原则上不超过1%。因此总体上看,国企老总是打工的;民企老板则是地地道道企业所有者、股东。所以不能拿老板与打工人相比,只能拿国企老总与民企的职业经理人相比,才有可比性。
民企老板为什么愿意为公司拼死拼活,因为净利润是归他们所有的,这是最原始的动力。但是国企的利润不归国企老总,他们只是拿工资奖金,而且控制权也不归他们,所以也不可能让他们承担经营风险。
文章要求国企老总缴纳所谓的“风险保证金”,很不现实。民企的职业经理人也不愿意缴纳。何况,当前改革要求国企老总年薪的60%以上必须是浮动的,与考核挂钩。这本身就在承担一定的经营风险。
第二,拿规模大的企业与小企业进行比较,没有意义。文章提到的民营企业家基本上是小企业。现实之中,只有小企业的股东,才会像文章中说的那样亲自去跑单、讨债和拿自己家房产抵押。
值得注意的是,在这个发展阶段的小企业,它们对税收、就业的贡献,自然也不是很大,企业的社会属性还不强;当一个民企发展到一定的规模,社会属性也会越来越强,变得和大国企一样。
比如,大型民企、外企的资金也是银行的、股民的,亏损的时候也是亏别人的钱;另外大企业里同样存在官僚主义、形式主义等低效率行为,职业经理人的道德风险也会凸显出来。
因此,文章提到国企所谓的“个人属性”,其实是“大企业病”,是委托代理关系出了问题,和企业的所有制性质无关,而是和企业的规模有关。
当然,老吴也没有必要替国企老总说话。实事求是地说优配良品,国企里面 “靠企吃企” 、损公肥私、混吃等死的人比比皆是。这是如何进一步深化国企改革、完善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过程中需要解决的问题。
当前国企一直在实施三项制度改革,全面推广末等调整不胜任退出机制。尽管改革还任重道远。如何激励与约束经理人是世界性难题。国企面临这个难题,大型民企、外企也是。民企同样存在蛀虫,每年移送司法的民企高管不在少数。
另外,当前社会上对国企的公共属性还存在一些误解,总认为国企名义上全民所有,实际上与老百姓没有任何关系。
当前国企的公共属性,主要体现为经济属性、政治属性与社会属性的有机统一。
在经济属性方面,国有资产也要保值增值。但是,国企赚取的利润,并不是分给国企老总和员工,也不是完全留在企业里面,而是按净利润的一定比例上缴国家。
根据不同的企业类型,国企上缴比例分别为25%,20%,15%,10%,0%五个档次。这个比例今后还可能会提高。这些红利最终进入公共预算账户,用于教育、民生等领域,惠及全民。此外,国企要将10%的股权上缴社保基金,以解决老百姓的养老金问题。民企当然没有这些义务。相比之下,这是国企公共属性最直接的体现。
根据财政部的预算报告,2024年全国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6782.88亿元,主要根据国有企业上年实现净利润的一定比例收取。另据国资委统计,仅国资委监管的央企,2012—2024年累计向社保基金划转国有资本1.2万亿元。
当然,我个人希望今后可以实现国企给全民分红,让人民群众更有获得感,就像给3岁以下婴幼儿每年3600元的育儿补贴一样,这种方式效果更好。
第二,除了经济效益,国企还要兼顾功能价值。比如,当前国企的新使命新任务是发挥科技创新、产业控制和安全支撑三个作用。
在科技创新方面,虽然华为、BAT等民企的研发能力也很强,但是,整体而言,国企比民企的资金实力更雄厚一些,所以近年来国企持续增加研发投入强度,努力解决“卡脖子”关键核心技术。
此外,民企在场景应用、发掘市场需求等方面更具优势,比如腾讯把微信做起来了,这方面比国企强。但是,微信的运行离不开技术底座,离不开信号稳定、覆盖面广、价格低廉的通讯网络,而这些技术底座是国企提供的。
在产业控制方面,不是说国企要自己控制产业链,不让民企去干,而是要在打造现代产业体系进程中充当“链长”,起到示范引领作用,带动民企、中小企业共同发展,保障产业链供应链稳定。
在安全支撑方面,国企保障煤电油气等基础能源供给和电网、通信、航空等基础网络运营,助力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,应对疫情、地震、台风、洪灾等重大自然灾害,等等。
应该说,国企的公益属性、正外部性体现在方方面面,比如国企通过增持回购等措施,维护股市稳定,也是履行政治责任与社会责任的体现。甚至各行各业的国企聚焦战略安全、产业引领、国计民生、公共服务等核心功能,坚守主责主业,不去赚快钱,不与民争利,都体现了公共属性的要求。
总之,我们不能简单地把国企与民企对立起来。国企当中有好的、也有差的,民企也有好有坏。国企民企都有存在的价值,应该在各自的优势领域发挥作用。
历史上,我们曾经一段时间大力发展国有企业,另一段时间又优先扶持民营企业发展。但时至今日,我们市场经济已经基本成熟优配良品,不能再厚此薄彼,各种性质的市场主体应该平等竞争、优胜劣汰,共同发展。国家应该实行竞争中性原则,为他们创造公平竞争的营商环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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